最早为台北建城做规划的是福建巡抚岑毓英，他的风水观是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建城工程的基准点，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开四门、十字形街道，重要轴向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他在任期间完成部分公共建筑及主要街道，但城墙尚未动工。台北可算是中国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其开府建城的过程，首先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六月，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奏摺，奏请清廷于艋舯创建府治，曰：“伏查艋舯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


 

  然而，岑毓英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五月十13便受命内渡，署理云贵总督；虽然当时知府为陈星城聚，但是城工大任便由有筑城经验又深谙堪舆的“台湾道”刘墩接任继续督办。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中记载：“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周径一千八百余丈，环城以濠：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揭。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成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估其经费，应多需银二万余元。在工人役掇禀抚辕，求为定夺。此事究不知若何办理也。“刘墩是以山势的走向作建城的参考，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 ”，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而城内已有建设则保留当初。
 

  在连横的《台湾通史·卷十六城池志·台北府城》当中描述：“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择地于大佳腊堡。四年，知府陈星聚谋于绅士，捐款二十余万两，以五年正月起工，八年告竣。”

 

  不过其中记载的时间有误。知府陈星聚上任后，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开始募款及收购土地工作，划定台北府城的城基与街道，而同年城内亦已有台北府衙完工。台北城内原为水田，故此时筑城工程乃以先以土地夯实为先，陈星聚在预定城墙线上植竹培土，望三、四年后能承受城墙重压。因此，光绪六、七年，因土地松软城墙先未动工，城内则先建台北府衙、文庙和考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福建巡抚岑毓英来台，亲巡台北府，随即督促陈星聚筑城工作，定下建城规模、孢台等安排妥当。光绪八年(公元 1882年)正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兴工。当初台北城的建造地点，选择在艋胛和大稻埕中间的一片水田之上。在当时台北地区繁华的市街中，尤其艋舯与大稻埕更是盛极一时，然而建城地点却选在两地之间的水田区，主要原因有三： (1)基于风水上的考量。(2)因建城须有完整而宽广的土地以供建设，而此区正合此需要。(3)府城建此，不仅可平息艋舯与大稻埕的建城这争，又能将两市街的繁荣连成一气，照顾到与其他河港聚落的联系，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前述自开始筑城时，发现这片冲积而成的水田，无法承受城门和城墙的重量，因此迟迟无法动工；再者，清末积弱官府财力匮乏，到最后由官府的主持与辖下三县(台北府辖新竹、淡水、宜兰三县)之士绅捐款，工程的展望才有起色。

  因此，台北城的市街及衙署等街道系统是由岑毓英所订，而城墙方位系统是由台湾道刘礅所规划，由知府陈星聚督工兴建，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番学堂，才为日后所测绘之台北城全貌(图2).在连横的《台湾通史》中对台北府城的记载曰：“初辟五门：东日照正，西日宝成，南日丽正，北日承恩，小南日重熙。面东北两门又筑一郭，题日：岩疆锁钥”。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台北城筑完成之后，于是台北盆地的重心逐渐移人城内，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台北城在清代的风水选址以及方位的布局，对于台北城市发展的影响力，似乎涵盖台北政经、文教、商业中心区域。

 

如何改造台北的风水？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包淳亮在中评社发表文章指出，陈水扁在市长任内，把台北公园改变成“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把介寿路改变成“凯达格兰大道”，而在2008年从“总统”一职卸任前，又主持了“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的完成仪式。他这些羞辱国民党的作为非常成功，以至于国民党虽然在凯道加注了“反贪腐民主广场”一词，但未能改变城市的历史记忆已被重塑的现实；换句话说，台北风水，对国民党而言已然大坏。其实如果国民党有点中国人的骨气，应该为九十八年前日本人摧毁座落台北公园的当时全台最大的天后宫而义愤填膺。如果重新将此公园“天后宫纪念公园”命名，或加注在旁，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会积极认可。与此相似，凯道或反贪腐广场对于一般人也没有多少意义，还不如恢复他最初的名称“东门街”。这些都非常本土，但不是刻意羞辱台湾的任何政党或个人，为什么国民党想不到或做不到？

  日本人在台北城中建立总督府，国民政府来台后加以延用，本来就非常勉强。领导八年抗战的政党，到现在还得寄生在日本总督府中，统治最后的两千多万民众，这是什么样的精神与情操？像韩国那样拆除总督府固然未必可取，但至少可将这个“总统府”改成博物馆。连同“外交部”、“国防部”等的释出空间所组成的博物馆群，可以形成城市的文化核心。这不是就改变了殖民统治的脉络吗？  

  即将落成的“国防部”新大楼空间奢侈，其实足够容纳“总统府”与“外交部”于其中。倘若如此，则“统帅”、“国防”与外交集中办公，不是更加高效？层峰与七海官邸的建国精神与忠烈祠的护国情操相伴随，不仅大幅扭转寄人篱下的卑躬屈膝、灵魂出窍症状，且时时刻刻召唤着国民政府的保卫台湾、建设台湾的历史，不是惠而不费？“立委”帅化民等曾有相关建议，政府为何充耳不闻？也许，要实现去日本殖民的转型正义，挽救国民党的中华魂，或说导正历史记忆、改变台北风水，国民党应该要先想想，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能够发自内心的把天后宫之类俗民文化当成自己灵魂的组成部分？如果国民党一方面看不起俗民文化，另方面却号称代表大传统的中华文化，当面对来自俗民文化、并依恃美日“先进文化”的对手，其意识形态无怪乎要进退失据了。